主题性创作带动油画民族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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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1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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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正是这种工作密度造就了项目的实现速度,据他介绍,除园区绿化尚未完成,项目已部分竣工,今年6月会以一个非常完善的园区面貌展现给客户,“将是京津冀重点发展项目中最早落地的”。  项目位于天津西青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,由三个产业园区组成,即电子城·大数据及互联网金融产业园(天津魔方),电子城·国际创新中心和电子城·国际电子总部共占地531亩,建筑达97万余平方米。

 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的中国化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兼收并蓄的传统。 油画从清代开始传入中国后,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等一批西方画家,主动改变画法而融入中国,故得以招为御用。

20世纪初,中国的年轻画家自欧洲学成归国后,也开始自觉实验将西画画法融入中国创作,开启了油画民族化道路。

  1939年赴法国留学、1943年赴敦煌探索的董希文,因为临摹敦煌壁画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油画民族风格。

1952年,董希文接受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,创作《开国大典》。 他既利用了西洋画在色彩表现上的优长,又吸收了中国民间年画在色彩表现上的特点和方法,该作以及此后的《春到西藏》被认为是新中国大力提倡的油画民族化的典范。 董希文曾提出“油画中国风,从绘画的风格方面讲,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。 ”莫朴也说“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油画,是重要的问题。

”潘天寿还说“中国人画油画,要注意中国民族的特点……中国人无论画什么都应该有民族风格。

”无疑,这是新中国美术的时代使命。

而与之相关的努力,一方面基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,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的审美传统,同时,又指向当时油画艺术风格单一化的现实。

不管是“民族化”,还是“中国风”,实际上就是为传入中国的西方绘画形式培养能够在中国生存的土壤,把西方的化为中国的。

  当油画传入中国不久,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爱好,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是吸收中国画中工笔画的渲染法,使之去掉光影明暗,以一种柔和的画面取悦观者。 新中国美术则改变了此前认识和实践上的局限,以主题创作带动油画民族化的发展,其中以罗工柳《地道战》为代表的“土油画”,实际上是在另辟蹊径的可能性中,通过创作打通另外一条道路。

艺术的民族形式对于新中国的意义,既有社会的需求,又有艺术的自觉。 在既要展现民族风格又要发挥油画特点的时代困惑之中,这一时期的油画家深深懂得油画的民族风格非朝夕所能形成,必然经历逐渐形成、不断发展的过程。 油画民族化道路上的先驱人物颜文樑、刘海粟、林风眠、常书鸿、倪贻德、董希文、吴作人等美术家的实践,都成为时代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。

新中国油画出现的“民族风”诉求以及具体实践,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中也出现了用油画颜料画中国画、用单线平涂的方法画油画等问题。

所以,“不能狭义理解油画的民族风格”,也一直伴随在新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中。

如同人们深刻认识到,若仅仅停留在西洋的表现形式上,那么,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就不能建立。

  1957年,吴作人曾明确提出:“中国学派的油画,也不可能在今天定下它的规格和面貌,任何时候也不可能。

”正因如此,油画民族化在中国并没有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模式,而是以不同的个人风格显现出这种“民族化”的多样性,展现“中国风”的神采。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油画发展进程中,从探求“形式美”到正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,油画在回归艺术本体的努力中,建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体系,可谓水到渠成。

所以,在全国美展以及全国性的油画展览中,具有画家个性的多样性的油画风格,成为当代中国油画发展的整体流向。

公众越来越接受油画,油画作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,公众影响力也越来越大。

从《父亲》到重大历史题材、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,油画作品表现强劲,备受关注。 当这些作品与中国画并置时,已表明中国社会已接受了油画。

正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化,形式语言上的民族风格,使得油彩成为中国画家熟练使用的一种体裁。 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,油画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融入本土的重要画种,与中国画一同成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强劲力量,各个时期出现的经典作品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成果,在美育等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 (责编:岳弘彬、曹昆)。